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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人：他从武汉一间15平米的门面出发，用270元白手起家，用15年登顶湖北首富，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位。

　　出狱后卷土重来，却又在新疆商人的举报下变身全球红通逃犯，靠假护照辗转新加坡，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

　　重获自由时，他已经63岁了，手里只有59万元国家赔偿金和三大箱用卫生纸写成的申诉材料。

　　而他重返商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蛰伏，不是养老，而是收购武汉二厂汽水，定价3.8元，扬言要打败可口可乐。

　　他只是一个对平庸有着近乎生理性排斥的人，而命运偏偏又在他身上反复演练极端场景。

　　1960年，兰世立出生在武汉一个贫困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几个哥哥和姐姐。

　　他后来在书里提到，自己的爷爷曾是一名商人，武昌保安街有半条街都是家里的产业——但这一切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烟消云散，父母是“老革命”，从不跟他提这些旧事。

　　他开始观察周围：室友用完的铝制牙膏皮顺手就丢，废品站按1-2分钱一个收购，而一个馒头也只需要一分钱。

　　这件事，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反复提起，不是为了炫苦，而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被人忽视的缝隙，而他天生擅长找到它们。

　　大学毕业后，兰世立顺利进入湖北省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往当时最热闹的地方——海南。

　　1990年前后的海南是另一个世界，冯仑、潘石屹这一批日后的地产大佬，都是在那个年代在海南下海的。

　　兰世立看着周围的人纷纷离开体制，心里那根弦被拨动了：凭什么他们能，我不能？

　　父亲得知后当场宣布：“你要辞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而那时他已经离职了，回不了头。

　　手里270元，一辆自行车，兰世立回到武汉，在武汉大学校门口附近租下一间15平方米的门面，搬来家里的写字桌和沙发，白天接待客户，晚上睡在沙发上。

　　那是1991年，计算机刚在国内流行，北京有中关村，深圳有华强北，武汉什么都没有。

　　兰世立没有钱买专业设备，就想出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从其他公司租借电脑和打印机，整合成当时颇为新颖的“东星文字处理机”，主要用途是帮助科研机构和政府单位做数据处理和文字录入，单台售价不菲，利润数千元。

　　为了打响名气，他还推出了“免费培训、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售后承诺——这个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服务政策，在1991年的武汉，是一种相当有魄力的赌注。

　　武汉大学校门口那一条街，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武汉科技一条街，再到后来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光谷”。

　　1992年，他去香港出差，看到了港式星级酒楼的运营方式：中央空调、落座点餐、宫廷风装修、专属包厢。

　　当年，武汉第一家港式星级酒楼“东宫酒楼”开业，开业当天单日营业额就突破了20万元，引发本地媒体争相报道，甚至有本科毕业生慕名前来应聘服务员一职。

　　赚了钱，他发现最大的开支是房租。旁边恰好有一栋烂尾楼，他把它买了下来，就这样“无意间”进入了房地产。

　　2003年，他收购汉口国旅，获得出境权，推出999元港澳游，搅动武汉旅游市场。

　　他自己后来总结这段历程时说：“我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没有想过主业是什么。”

　　这对兰世立来说，简直是定制的机会——他手里有旅游，有地产，有流量，缺的只是飞机。

　　在一次商务洽谈中，对方秘书礼貌但显然带着傲慢地提示“还有5分钟，先生”——兰世立当时英语不好，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被轻慢了。

　　兰世立之前一直在纠结：5架？10架？但被这一问，他憋着一口气，脱口而出：“20架。”

　　他当时其实不太确定“No problem”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合同谈成了——以不足30亿元的公司总资产，撬动了价值120亿元的空客飞机租赁大单。

　　同年，福布斯将兰世立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是湖北省有史以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富豪，身价被评估为20亿元。

　　东星航空的99元机票，让旅客欢欣鼓舞，却让国内八大主要航空公司如芒在背。

　　很快，各家联手对东星航空实施渠道封锁，全国各地的票务代理点相继停售东星机票。

　　2008年，三重打击接踵而至：汶川地震、全球金融危机、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

　　东星集团旗下的旅游、地产业务开始被迫向航空持续“输血”，整个商业帝国的资金链从中心向外开始绷紧。

　　2008年5月，东星航空因拖欠民航建设基金，被国家民航总局停飞武汉至上海航线，在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的协调下，才以旗下地产资产抵押，分两笔支付了9000万元缓解危局。

　　累计欠款约11亿元，东星航空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破产清算的民营航空公司。

　　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四年。

　　在看守所里，他曾与死囚犯关在同一区域，一度器官多功能衰竭，血压长期维持在30-60mmHg之间，每天靠吊一瓶葡萄糖维持生命。

　　2011年大年三十，他以为自己撑不过当晚，用一整夜写下一份2000字的遗书。

　　此后他在东南亚多国考察，最终拿下泰国暹罗航空，并开始筹划收购泰国东方航空（泰东航）。

　　双方约定合伙出资收购泰东航：李猛方出资3亿元，兰世立以1亿元现金加暹罗航空、东星在线月，李猛方陆续转入收购款3.43亿元，交由兰世立操作，完成了第一、二期收购。

　　然而，兰世立始终未履行现金出资1亿元的合同义务，且在未经李猛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双方共有的泰东航60%股权转至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

　　兰世立在监视居住期间，悄然出逃。他辗转越南、新加坡等地，为入境新加坡，花费5.5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本伪造的香港特区护照。

　　2016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对他发布红色通缉令（编号：A-8535/9-2016），公安部将其列为“猎狐”追逃对象。

　　2018年3月，新加坡内政部以“通过欺瞒手段入籍”为由，正式褫夺其新加坡国籍。

　　流亡三年，兰世立在东南亚并未消沉，他潜心调研食品饮料行业，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第三次创业积累了最初的认知。

　　被羁押的900余天，没有纸笔，他就用看守所的卫生纸书写申诉材料，写满后藏入被褥。

　　他在书里写道，有一天他生病，狱警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有鸡蛋、肉丝、榨菜和肉丸子，比平时伙食好太多。

　　2021年12月1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指控兰世立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宣判无罪。

　　2023年10月24日，他拿到广州市检察院出具的《刑事赔偿决定书》：被限制人身自由902天，获国家赔偿59.11万元，含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台上的他，一身黑色西装，身材微微发福，说话语速很快，像极了一个已经耽误太久、迫不及待要重新开工的人。

　　出狱后，他先后控制了两家港股上市公司：武汉秀生活无人便利店，借壳天彩控股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市值约9亿港元，已在武汉、广州、深圳、贵州、佛山等地落地。

　　定价策略是他刻意设计的：北冰洋卖5元左右，冰峰3元多，可口可乐罐装3.5元，他把武汉二厂汽水的主力产品定价3.8元，最低款1.99元/罐。

　　为了把成本压下来，他在工艺端下功夫，将玻璃瓶的成本从8毛多优化到4毛多。

　　他还亲自下场做直播，不请网红，不找明星，就是他自己，对着手机，平静地讲那些别人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坐牢、逃亡、红通、无罪、赔偿。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商人没有年龄限制，你看巴菲特、李嘉诚，九十多岁还在战场上。”

　　线元起家、把沙发当床铺的年轻人，也是那个在看守所里用卫生纸写申诉材料、一写就是三大箱的中年人。

　　他身上有很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共同印记：敢赌、敢闯、对规则边界的感知模糊、对规模的野心远超对风险的警觉。

　　东星航空不是被对手打垮的，是被他自己的扩张惯性和资金链断裂拖死的；第二次入狱也不是意外，是他在股权争夺中走了不该走的那步棋付出的代价。

　　他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时而天堂、时而地狱……有时候，连我自己也难以分清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

　　这不是一句励志金句，这是一个人在经历了首富、阶下囚、红通、无罪之后，对自己这一生最诚实的交代。

　　你觉得他是勇气，还是执念？或者，在某些人身上，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