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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是广东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的必由之路。然而，两业协同之难，不仅在于产业链条的重组，更在于人才结构与创新生态的适配。透视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其深层制约部分在于高等教育内部长期存在的学科分隔、产教脱节、科教融汇不足等问题。若高校培养的人才依然是“工不懂服务之需、商不懂制造之理”，科研成果依然锁在实验室而非流向生产线，两业协同便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回应产业命题，必先破解教育命题。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交汇点，其内部的系统性协同正是支撑外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协同的逻辑起点。

　　两业协同发展，背后是价值链条的重构与延伸。当产业形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向“研发设计、系统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跃迁时，市场不再需要孤立的“技术执行者”，而是需要既能洞察技术逻辑、又能驾驭复杂服务系统的复合型人才。

　　从理论层面看，这一转变呼应了“知识生产模式”从模式1向模式2的范式转移。传统模式1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单一学科分工之上，强调知识的学术完备性；而模式2则强调知识产生于应用情境之中，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与社会实践性。解决一个系统集成问题，往往涉及工程、材料、美学与营销的深度交织。若高等教育仍固守单一学科的培养模式，势必造成知识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近年来广东高等教育大力推动从“单科突进”向“交叉融合”的范式变革。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全面推行“枢纽制”（Hubs）架构，打破传统的院系壁垒，设立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枢纽，通过异质知识的碰撞直接对接两业协同中的技术挑战。深圳理工大学则推行“大一通识+科研轮转”模式，入学第一年在脑科学、合成生物、材料科学、计算机等七大方向的实验室进行轮转实践，打破“专业定终身”的思维惯性，培养学生对制造逻辑与研发服务的双向感知。

　　更具突破意义的是，学科协同正在突破单一高校的边界，走向校际联合。广东医科大学与东莞理工学院共建“松山湖医工融合创新中心”，在“药学+化学”“电子信息工程+智能医学工程”等领域开展跨校联合培养，实现了医学服务与精密制造的优势互补。

　　学科结构的协同并不仅仅是修补学科边界，更在于从产业逻辑来重塑知识生产方式。通过跨学科、跨校际的组织创新，高等教育将分散的知识要素整合为支撑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价值链全流程的复合能力，既服务制造端技术突破，也支撑服务端系统设计与方案输出。由此，学科融合不只是高校内部调整，而成为推动两业协同、确保高质量复合型人才持续供给的关键支撑。

　　两业协同发展，不仅对人才的知识广度提出了挑战，更对其在复杂产业场景中的实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能力无法在封闭的校园环境下凭空产生，必须实现育人主体——高校与产业之间的深度协同。这正体现了“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的核心要义。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埃茨科威兹（Etzkowitz）与荷兰学者雷德斯道夫（Leydesdorff）提出，强调政府、产业、大学三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并非线性链条上的独立环节，而是在实践层面通过“功能交叠”形成的协同创新系统。在这一模型中，企业是深度参与知识创造与技能传递的“协同育人者”；大学则突破单一的知识生产职能，通过技术转移、产业学院等路径直接介入产业创新。

　　在实践层面，广东高等教育正通过多样化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东莞理工学院作为应用研究型高校，构建“校企敏捷对接、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依托华为工业软件学院等现代产业学院，推行“课程—认证—实习—就业”全链条培养。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全面推行“校内学业导师+校外产业导师”双导师制，企业工程师带着项目进课堂，学生在真实工程场景中成长。

　　随着两业加速融合，产业对人才的期待从“把技术做好”，延伸至“如何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整合为解决方案、配置为可持续的产业能力”，因此广东高校也在探索另一类协同育人路径。深圳技术大学2025年设立技术经理人学院，作为华南地区首创的特色学院，紧扣国家战略与深圳“20＋8”产业需求，构建“新工学＋新商学＋新金融”交叉学科体系，着力培养既理解技术逻辑、又掌握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的复合型人才。

　　这些探索表明，育人机制的协同并不存在单一范式。通过政府搭建制度场域、产业注入需求动能、高校供给智力资本，多元主体在不同层面、不同环节上形成互补型协同关系。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人才培养的封闭状态，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演进同频共振，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

　　两业协同发展，本质上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当制造业转型需要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等生产性服务支撑，而服务业提质需要硬科技赋能时，高校科研创新便成为两业协同的关键纽带。然而，技术成熟度不足、“中试”平台缺失等因素形成的“死亡谷”，始终是成果转化的最大阻碍。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科研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全程对接。

　　首先，在需求源头实现协同，变“被动转化”为“主动对接”。高校应推行有组织的科研，从产业实际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横向课题等多种形式，将科研触角深度延伸至产业一线万元以上的校企联合实验室已超过100家，覆盖新能源、量子、储能、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这种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对接”的转变，使科研选题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从源头破解了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难题。

　　其次，在试验过程中实现协同，搭建从样品到产品的转化桥梁。技术转化的失败往往源于“中试”环节的断裂。中山大学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设立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研发团队，推动高校科研人员与产业一线工程师深度融合。这种模式让技术在研发阶段便兼顾工程可行性，有效填补了实验室原型到工业化产品之间的转化空白。

　　最后，在成果落地中实现协同，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华南理工大学构建了完善的“华工体系”，实现从专利分级评价到价值评估的全链条科技服务。通过从市场维度设计专利标引，学校能够精准匹配买方需求，并率先探索“先用后付”、专利开放许可及作价入股等多元转化路径。这种全方位、多层级的支撑体系，使高校科研真正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

　　这三个维度的协同，构成了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完整链条。需求对接解决“做什么”，试验过程协同解决了“如何做”的技术瓶颈，而成果落地的全链条服务则解决了“怎么用”的商业化难题。通过科研创新的全过程协同，高校从孤立的知识产出，转化为支撑两业深度协同的高水平技术供给，真正将教育的智力资源转化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红利。

　　学科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的深入推进，最终需要制度供给的协同来保障长效运转。如果评价指挥棒依然唯论文、唯奖项，如果各类教育之间壁垒森严，如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那么前三个层面的协同便难以持续。广东正以教育治理体系和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为两业协同提供坚实的制度底座。

　　评价指挥棒转向，让服务产业成为价值导向。广东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职称评审中逐步将论文“必选”转变为成果“多选”，支持将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标准开发、解决企业难题等业绩成果列入代表性成果清单。这种评价导向的转变，让教师愿意走出象牙塔，把论文写在生产线上，使服务产业贡献在职称晋升中得到应有认可。

　　部门协同发力，形成“三位一体”推进合力。两业协同涉及教育、科技、产业多个领域，需要跨部门系统谋划。广东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3+N”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协同机制，围绕重点产业需求，强化目标协同、政策协同、资源协同，实现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跨部门高效流动。

　　两业深度协同，归根到底取决于教育、科技与人才体系的协同水平。从学科结构的交叉融合，到育人机制的产教协同，从科研创新的全链贯通，到评价制度的系统调整，广东高等教育正在以自身的结构性改革，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支撑条件。面向未来，率先实现高等教育自身的系统性协同，打破两业协同的阻碍，才能以教育供给侧的深度变革成就广东两业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激发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研究课题”（25FWQG0126）研究成果